发行前夕，先购买报纸版面，大肆吹嘘股票价廉利厚，开市当天，收买大批流氓到汇丰银行门口冒充顾客，抢购股票，“人声鼎沸，水泄不通，为了抢购股票，竟然还有人上演全武行，于是汇丰银行被迫关门，叫来巡捕，暂停营业。”祥茂洋行宣称，认股者意外踊跃，额定殷本严重不足，只能酌情减少，认购不足百股者，可保留20％的股票，认购1100至500股者，可保留10％的股票，余款退还。这样一来，他们的股票一上市就成了抢手货。

1910年3、4月问，上海橡胶股票的最高股价不断被刷新，不过现银交易已经为数不多，大多是空盘交易。麦边见股市泡沫即将破灭，就在7月间，卷起全部款项，人间蒸发了。

20世纪初的上海，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，钱庄、银号、票号(以下统一称为钱庄)在上海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，数量众多，其中以源丰润和义善源实力最为雄厚。它们是上海银钱业的领袖，与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同为维持清朝金融稳定的擎天之柱。不过相对于财大气粗的外国银行而言，起初本土钱庄的资本额相当有限，注册资本“无过五万，少则二万余”。本土钱庄主要是为中国企业和商人提供汇兑业务，并发行庄票，接收存款，发放贷款。上海钱庄发展之快，主要表现在业务量的增大上。1858年，上海只有8—10家规模稍大的钱庄，账面资金不过3—5万两，可是到了1907年，单单福康钱庄吸纳的存款就有817069两。

钱庄介入橡胶股票投机主要通过两种方式。第一种情况比较普遍，钱庄向投机者提供贷款，除了信用贷款之外，他们还接受实物贷款，实际上是让投机者用已经购得的橡胶股票作抵押，获得新的贷款去购买新股票，只要橡胶股票价格不下滑，钱庄是不会亏本的，而且抵押的股票还在不断的升值。因此钱庄加快了向外国银行拆款的速度，外国银行乐享其成。在外国银行和上海钱庄强大的资金支持下，上海橡胶股票投机风潮愈演愈烈。

第二种情况是钱庄直接参与炒股。由于上海各橡胶公司发行的股票，主要通过洋行和外国银行销售，这些洋行的大买办可以利用职务之便，大肆抢购。最著名的是正元钱庄的主人陈逸卿(茂和洋行、新旗昌洋行和利华银行的买办，自己开有庆余洋货号、正元钱庄，又在兆康钱庄参股)、兆康钱庄的主人戴嘉宝(德商裕兴洋行的买办)、谦余钱庄的主人陆达生。他们纠结在一起，先后发出庄票600万两，其中有359张远期庄票落在外国银行手里，总价值约140万两。陈逸卿、戴嘉宝还从花旗银行、华比银行和怡和洋行借得100万两巨款，存放于三家钱庄。他们仍嫌不够，又从素有往来的森源、元丰、会大、协丰、晋大等钱庄调剂头寸，森源是一家小钱庄，陈逸卿调走20880两庄票，元丰被陈调走11万余两庄票。这八家钱庄结合成一个超级橡胶股票投机集团。

1910年6月，伦敦股市暴跌，上海橡胶股票随之狂跌。陈逸卿损失200余万两，戴嘉宝损失180余万两，陆达生损失120余万两。外国银行当即停止对正元集团拆款，并催要还款。7月21日，正元、谦余钱庄倒闭，22日，兆康、森源钱庄倒闭；23日，元丰倒闭，24日，会太、协丰、晋大倒闭。

正当正元集团倒闭之时，上海道台蔡乃煌会同上海商务总会会长周金箴，乘专车紧急赴宁，面见两江总督张人骏、江苏巡抚程德全。张人骏转奏朝廷后，宣统皇帝于7月27日，批准向外国银行紧急借款。

20世纪初的上海，外国银行已呈现列强纷争的局面，汇丰、德华、麦加利、华俄道胜、横滨正金、东方汇理、花旗、荷兰、华比等9家外国银行控制了上海金融业。它们资本雄厚，吸纳了大批外国工厂、洋行的大宗存款，由于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，许多中国企业、商人和官僚也喜欢把资金存人外国银行，虽然外国银行的存款利率很低。

8月4日，蔡乃煌与9家外国银行签订“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”，借款350万两白银，其中汇丰80万两、麦加利50万两、德华50万两、道胜40万两、正金30万两，东方汇理30万两、花旗30万两、荷兰25万两、华比15万两。与此同时，他还拨出上海官银300万两，存放于源丰润和义善源及其所属庄号，助其稳定市面。经过蔡乃煌的紧急处置，上海市面趋于平静。

实际上源丰润和义善源在正元倒闭风潮中也受到重创。与源丰润联号的德源钱庄损失约有200万两，以义善源为靠山的源利钱庄也损失巨大。这两家金融巨头凭借自身的实力和蔡乃煌的紧急援助，挺过了第一次冲击波。只要这两个巨头屹立不倒，上海市面就不会糜烂不堪。不过为了救助在正元风潮中亏空的同一系统的钱庄，它们已经虚弱不堪。

事情本该到此为止，可惜清政府官员的昏庸和内斗，葬送了来之不易的成功救市。到了9月份，清政府要偿还庚子赔款，按照惯例，上海应承担190万两。可是蔡乃煌把官银拿去救市，存在源丰润和义善源了，银库空了。鉴于上海市面仍未松弛，蔡乃煌请求从大清银行